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修正原则
一、对外贸易经济效益
主流观点指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实质即通过外贸活动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其形式是通过实物形态及价值形态的转换，使国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同世界市场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也有的观点认为，在外向型经济日趋发展的条件下，应注重开拓新的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利益源泉，扩展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内涵。
二、我国外贸经济效益衡量指标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评价指标是从结果角度对已发生事件的评价，其合理性是对以往经济行为真实有效评价的关键。同时评价指标不仅是对已发生经济行为的结果的衡量和评价，更是对未发生经济行为的引导。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作为客观存在，要求得到评价和衡量。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分两类：一类是对外贸易社会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一类是对外贸易企业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对于对外贸易社会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包括：进出口贸易总额、平均换汇成本、资金利润率、进出口贸易税利、贸易条件等；进出口贸易总额是对外贸易的直观总体表现，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规模，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外贸计划的完成情况。以此为基础构筑的外贸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在我国外贸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度量、评价和引导作用，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外贸的快速发展，如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一个贸易大国。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11000亿美元，提前6年实现突破10000亿美元的规划目标，其中顺差超过300亿美元。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仍然保持着迅猛的发展速度，贸易总额14221.2亿美元，贸易顺差高达1010.8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也由2003年的第4位升至2004年的第3位，并在2005年继续保持了这一位次。但由于受“出口创汇”思想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也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过分强调贸易总量和贸易顺差
由于对外贸易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充足的外汇储备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中特别强调贸易额顺差、出口增长速度等指标。为了完成出口任务，不少企业以牺牲利润的代价，低价竞销，提高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在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行业，出口量增价减、丰产不丰收的情况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媒体大肆宣传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增加，外贸形势大好，另一方面，更多的国内资源廉价地流向了国外，企业利润更少。
(二)评价指标过于笼统
单独评价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贸易大国，但从贸易结构这一重要指标来看，中国距离世界贸易强国的地位还有一定的距离。在2004年中国1.1万多亿美元的总贸易额中，加工贸易就占了6000 多亿美元，而外来加工的出口贸易占全部出口额的58%。即便是一般贸易中的份额，也有相当部分为外资企业所创造。如天津2004年的314家外资企业出口总量为99.4亿美元，占天津出口总量的99.1%。而103家内资出口企业总计出口234 万美元，占有量不到0.2%，这种外商主导出口的情况在我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因此，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乔治-吉尔博伊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中国企业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三)忽视了对外贸易社会经济效益的评价
现有的外贸指标评价体系对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的缺失，使得一些出口行业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忽视了社会经济效益。例如，陶瓷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是十分严重的，目前许多欧美国家都在逐渐减少陶瓷的生产。而在中国，众多陶瓷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竞相压价，以牺牲环境资源的代价来取得微薄利润。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日本低二十倍，比泰国要低一倍，甚至比人均GDP 低于我们的印度都低。沿海地区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每年增幅30%以上，而从事外贸出口的大量民工工资近十年却没有多大变化。这种不正常的状态说明我们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衡量指标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三、我国外贸经济效益衡量指标存在问题的原因及修正原则
(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衡量指标存在问题的原因
1.重商主义的深远影响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价值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一直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对外贸易的基础理论和指导思想，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外汇紧缺局面使重商主义对我国外贸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新形式下的“重商主义”，即“提倡节约，重储蓄，轻消费，扩大出口，减少进口，赚取更多的外汇” 的观念成为多年来我国发展外贸的主要驱动力。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贸收支绝大多数年份是贸易逆差，外汇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创汇，我国采取了诸如出口退税等一系列促进出口的政策，外汇储备也由此快速增加。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突出贸易额、顺差、出口增长率等指标有其现实意义。但是，对这些指标的侧重并未随着世界经济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发展变化。政策性的出口鼓励使外贸企业盲目地追求出口数量和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大大忽视了社会效益。在外汇储备超过7000 亿美元、即将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今天，过分强调创汇额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2.发展对外贸易的经验仍然欠缺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及其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是，我国改革开放时间较短，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仍有待完善，与有丰富对外贸易经验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但是关于对外贸易方面的各项政策及评价标准并不完善，甚至存在诸多缺陷，其发展和完善也远不及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尤其缺乏对不同性质企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区分以及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整体评价。
3.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活动的调控主要采取直接调控方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外贸宏观调控体系开始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间接调控体系转变。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发展和完善，但现行的宏观调控体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不能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指令性计划被取消，所以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统计是很重要的。但是，目前我国的统计思想比较淡薄，统计制度不甚严格，统计技术不高，统计指标不全面。再者，指令性计划尽管名义上被取消，但类似进出口指标的变相指令性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体系并未随经济体制的转变而有实质性的改进，这已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对外贸企业也无法进行正确的引导。
(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的基本原则
1.实事求是, 科学评价
外贸经济效益评价既是决定贸易机会取舍的重要前提，也是指导外贸活动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评价对外贸易经济效益,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评价的原则。首先，评价所采用的数据必须真实、准确、合理。外贸经济效益评价的基础是对外贸易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相关数据。数据选择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评价本身的科学性；数据不真实、不清楚，也会导致评价结果失真，继而导致贸易决策失误。其次，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应力求科学、合理。根据对外贸易本身的特点，外贸经济效益的评价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应采用有别于国内其他经济活动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而且应具有可测性和可比性，定性指标也应有一定的量化手段与之相对应。这些指标不能过于复杂，计算所需数据也应比较容易获得和基本可靠。在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中，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应体现如下特征：
(1)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对外贸易的综合经济效益；
(2)体现经济效益变动的连续性与可比性, 沟通效益变动的轨迹；
(3)简便易行，方便操作。
2.贸易前的评价与贸易后的评价相结合
从外贸经济效益评价的作用来看，贸易前的评价与贸易后的评价应有不同。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其实是一种效益预测，评价的目的在于决定贸易机会的取舍，选择确定合适的贸易对象与贸易条件；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则是对贸易效果的总结，把评价结论反馈到今后的决策中去，推进决策优化。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与贸易决策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下面的基本程式，即：贸易前的评价→贸易决策→贸易后的评价→贸易决策优化。对一项贸易决策而言，既要依据上一项贸易效益评价的结论反馈，同时也要依据本项贸易的经济效益预测。坚持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与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不仅能客观地检测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也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预测) 结果与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结果之间的差异，是反映贸易决策水准的一个重要指标。
3.宏观经济效益评价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一是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正相关，即微观经济效益的增长是宏观经济效益增长的基础和前提；二是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负相关，即微观经济效益的增长会损害宏观经济效益的增长。维持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正相关的状况，是国家调控对外贸易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企业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基本准则。因此，坚持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确保两种效益的协调同步增长，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宏观经济效益是微观经济效益的矢量和，而不是简单的数量叠加，那么从微观经济效益必须服从宏观经济效益的基本原则考虑，必须剔除和修正有损宏观经济效益的微观经济效益。换句话说，任何建立在损害国家宏观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基础上的微观经营活动，不管其本身的经济效益如何，都必须加以制止。在这一方面，宏观经济效益评价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同时进行所取得的相关结论，是政府行为发生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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